倪育賢 1995.5

     阮銘先生是前中共幕僚群中極少數幾個我尚還抱持敬意的理論家中的一位。今年四月號《北京之春》雜志中有一篇阮銘先生接受亞衣訪問的談，文中承蒙阮先生抬舉，兩次點名排派我爲“民運隊伍”中的過激言論的代表，甚至還把共産黨的頑固派大將鄧力群與筆者相提幷論，在下誠惶誠恐，不勝榮幸之餘，不免有些疑惑。因爲通常人們在使用激進、保守等比較性的概念時，必須在同一個價值坐標參照系中進行，換言之，進行比較者應該在方向性、目的性基本一致，價值標準基本相同的條件下才有比較的可能。如果把兩個性質、目標、方向、價值取向完全不同的人或事加以類比幷貼上同一種“激進”或者“保守”的標簽，那麽，這除了說明比較者自己的思維混亂以外，還能有什麽意義呢?比方說，如果我們按照阮銘的邏輯，把主張推翻清廷的同盟會和主張鎮壓革命的西太后都挂上“過激黨”的招牌亂加比附，那不是讓人覺得有些不倫不類嗎?

    難得的是阮銘先生在抨擊激進主義時，極有風度地宣布，“從言論自由的角度來說，共産黨裏的鄧力群這樣的過激言論或民運隊伍裏的倪育賢這樣的過激言論，都可以存在，但是在行動上，又必須是合法的。”我至今還弄不懂在下多年公開主張的“推翻暴政”的言論是不是符合阮銘先生的“合法”的標準，我也不明白本人參加旨在“廢除一黨專政”的民運組織是不是已經逾越了阮銘先生所說的“行動必須合法”的規定，我更不知道萬一我們這些“過激分子”的言行觸犯了中共“法律”的天條，阮銘先生將主張如何發落我等“不法之徒”。不過，這裏會産生一個有趣的疑問，即：如果阮銘先生還認爲我們的“過激”言行尚屬合法，那麽，阮銘先生對我們的批評不等于就成了無的放矢?如果阮銘先生認爲我們的民運組織已爲“非法”，那麽，阮銘先生的呼籲不就等于是在要求取消一切有組織的民主運動嗎?

    然而，無論如何，對于阮銘先生宣布准許給我以發表“過激言論”的自由，我還是心存感激的，畢竟這比十六年以前中共法院因我發表了幾句不同政見而就要殺我的頭來說不知要文明進步多少倍了，當我們這些“反革命”戴著脚鐐手銬關押在死囚牢裏煎熬待刑時，阮銘先生正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爲鄧小平起草至今還爲人津津樂道的、據說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中國共産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的報告。或許，正是這種看來似乎與本文主題無關的個人生存環境中的小小差异造成了今天我及我們與阮銘及阮銘們在如何看待中國共産黨的歷史和是否應該遵守中共的法律等一系列問題上的分歧，我認爲，公開這些分歧以及辯明有關的是非，對于中國民主運動的健康發展是有益的。

  一、 中國共産黨曾經是追求自由民主的黨嗎?

     阮銘先生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歷史上的中國共産黨是追求自由民主的黨，只是後來共産黨掌權以後變了，而阮銘先生是因爲追求自由民主而加入了中國共産黨，爲了證明這一點，阮銘還爲毛澤東辯護，他說：“毛澤東當年講民主自由這些話不是騙人的，他向國民黨爭民主，向斯大林爭自由。”阮銘還說：“我入黨的時候共産黨追求的是自由民主新階段，這時候毛澤東所說的自由民主就是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毛澤東當時講的就是西方民主，我是爲了追求這樣的民主自由才參加共産黨的。”老實說，阮銘先生作爲一個學者作出上面這樣的結論是令人震驚的，中國共産黨作爲一個堅决主張階級鬥爭和無産階級專政，堅持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無産階級先鋒隊，從一九二一年成立到現在七十多年來，它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所作所爲都已經成了無法改變的歷史，無論過去的毛澤東曾經說過什麽美妙動人的言辭，也無論今天的阮銘爲它描上多少絢麗動人的光環，都已經無法改變中國共産黨的歷史和過去，因爲這一段歷史是用中國人的鮮血寫成的，就象魯迅所說，畢竟墨寫的謊言蓋不住血寫的事實。

    至于當年阮銘先生究竟是懷著何種高尚神聖的目的參加了共産黨，這只是他個人的感受與選擇，本來我們既無探討這個問題的興趣，也無研究這種動機的必要，但是，阮銘先生僅僅根據他個人的主觀臆斷，就宣布一個曾經在中國以無以復加的殘暴剝奪了數以千萬計的人民的生存權利和取消了五分之一人類的基本人權的極權主義政黨，是一個有著追求自由民主光榮歷史的黨，這就是一個必須分辨清楚的大是大非的問題了。

    阮銘先生得出中國共産黨追求民主自由的唯一根據是毛澤東曾經講過他也贊成羅斯福和林肯說的一句話。阮銘先生作爲一個政治學者理應知道這個論據是多麽的虛弱，因爲甚至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也曾經多次向人民許諾過“民主”和“自由”，但事實上他們給與人民的却是恐怖和死亡，斷章取義的摘取某個政治人物的片言隻語而完全不顧他一貫的實際政治行爲就來論斷其性質是一種相當拙劣的詭辯，普列漢諾夫說：“請給我一篇任何一個虔誠信徒的禱告詞，我都能在其中找到某句話，證明他是一個邪惡的無神論者。”其實，連毛澤東自己也絕不會接受阮銘先生奉獻給他的自由民主主義者的桂冠，如果我們稍微尊重一點歷史事實的話，我們打開任何一篇毛澤東的著作(包括阮銘先生入黨時的四十年代的文章)，毛澤東本人都明白無誤地表明瞭他的極權主義的政治理念和對西方民主思想的極端的鄙夷和敵視，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毫無疑義是一個原則堅定的斯大林主義者。就在阮銘先生入黨前一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抨擊“歐美國家的民主政治都是吃人的政治”，堅决主張“實行革命階級對反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毛澤東還申明中共占領下的“解放區的人民已經得到了完全的自由”。(其時，中共正在所謂解放區內開展對地主富農大規模的清算和鬥爭，只要被中共劃爲地主的農民都遭到被剝奪生命和財産的殘酷迫害。)阮銘先生還聲稱毛澤東是在當政之後才反對民主，這幷不符合事實。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明白宣告：“西方資産階級的文明，資産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産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産。”“資産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産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公開指出：“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産黨領導的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或許毛澤東早有先見之明，擔心將來有一天象阮銘先生這樣的共産黨人會出來歪曲他的本意，所以，他對他的所謂人民民主主義作了更詳細的具體的詮釋，他說：“我們共産黨人要實行的新民主主義和歐美式的舊的西方的民主主義完全不同，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在無産階級領導之下在共産黨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一切革命階級對反革命階級的專政，這就是我們所要的國家。”他還說：“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對反動派絕不施仁政，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當有人批評毛澤東的這些主張是獨裁時，毛澤東說：“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我想再引述更多的毛澤東的言論是多餘的，他的這些殺氣騰騰、霸氣十足的宣言難道還不能證明中共對西方自由民主的仇恨和敵視嗎?

    在此，我們必須戳穿共産黨及其辯護士蒙蔽世人的慣用花招，這就是對“人民”這個概念的偷換。毛澤東這裏句句聲聲從不離口的所謂“人民”這個詞在共産黨的字典裏是有其特定的含義的。共産黨的人民劃分法是這樣的，凡是接受共産黨的領導的就被党册封爲“人民”，反之則就被黨劃分爲“反動派”。在人民這個名詞上動了這個手脚之後，共産黨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假借“人民”的名義幹盡一切傷天害理的勾當了，毛澤東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宣稱他也贊成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了。于是，阮銘先生也就可以在五十年以後還振振有詞地宣稱，當政前的毛澤東是一個“自由民主主義者”了。

    阮銘先生作爲一個資深的中共理論家不可能沒讀過上述這些每個黨員必須遵循的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所寫的决議和文件，難道阮銘先生在舉手向黨宣誓要爲共産主義和無産階級革命奮鬥終生的時候，竟然完全不明白黨的宗旨和任務嗎，難道阮銘先生當時把中共紅色黨旗上的鐮刀斧頭錯看成象徵自由的和平鴿了嗎?

    其實，阮銘先生賭咒發誓他只是爲了追求民主自由而加入了共産黨，這種說法幷不具有充分的說服力，因爲在阮先生入黨之初，中國的政治舞臺還是相當多元化的，當時不但有共産黨和國民黨這兩個各自擁有武裝和地盤幷打了多年內戰的軍事化政黨，而且還有“民主同盟”這樣的以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爲主體的頗有政治影響力的五、六個民主黨派。那時，在包括國共兩黨在內的所有政黨中，在黨綱裏公開標榜以追求中國的民主自由爲宗旨的，有國民黨、民主同盟、農工民主黨等等幾乎所有除了共産黨以外的政黨，而唯獨只有共産黨是在其黨綱中公開標榜共産主義和主張實行所謂“人民民主專政”。阮銘先生在這些衆多的政治組織中不選擇其他的政黨而情有獨鍾于主張進行暴力革命的中國共産黨，也許不僅僅只是出于單純的追求民主和自由。因爲如果只是爲了追求自由和民主而參加了共産黨的話，那麽，當阮銘先生後來發現這個党在背離民主自由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的時候他應該做出另外的選擇，而事實上這樣的事情幷沒有發生。

    即便我們相信年輕的阮銘先生當年確實滿懷著對民主和自由的憧憬而投入到中共的懷抱裏去，然而，阮銘先生畢竟是一個與工農分子不同的有文化的知識分子，他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在所謂解放區對幾百萬地主富農的殺戮和鬥爭，他也不可能不知道“敬愛的周總理”爲了報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顧順章的背叛而下令殺害完全無辜的顧家男女老少十二餘口的人間慘劇;他也不可能不知道紅軍在江西蘇區大規模的燒殺搶掠;他也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在掌權前二十八年的黨內鬥爭中殘殺了多少黨內反對派。象中共這樣一個爲了與國民黨爭奪政權而從來沒有放弃過使用暴力來消滅一切政治异己的極權主義軍閥集團，在阮銘先生的口中竟然成爲一個曾經爲自由民主而奮鬥的政黨，這不能不是對歷史真相的篡改和對民主自由的嘲弄。

    阮銘先生閉眼不看中共爲了奪權而不惜使用一切殘暴手段殺戮無辜人民戕害民族生機的歷史罪責，反而大筆一揮，總結爲這是“向國民黨爭民主，向斯大林爭自由”，真是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當然，在一個有三十七年黨齡(按照阮銘自己的算法)的資深布爾什維克的眼中，爲了“無産階級革命”的利益而鎮壓地主資産階級的反抗是天經地義的光榮業績。正如中共把毛澤東的好學生波爾布特將柬埔寨的華商富人斬盡殺絕也看成是偉大的“革命成果”一樣。共産黨人一向認爲，只要是在“革命”的名義下，一切殘暴都立即可以升華爲“神聖”，一切血腥都可以立即變化爲“偉大”。在共産主義烏托邦的光環的照耀下，雖然共産黨人自以爲他們的鬥爭極爲神聖和崇高，然而，這一種爲英特那雄納爾在全世界實現而進行的鬥爭及其它所采取的方式與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和自由是根本風牛馬不相及的兩回事情。共産制度是西方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主要的敵人，這對當代的知識分子來說應該是一個常識。把毛澤東這樣一個舉世公認的共産主義領袖硬說成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擁護者，這確實需要相當的政治勇氣和驚人的想像力。

    無庸諱言，每一個時代都有籠罩它的歷史陰影，我們能够理解阮銘先生及其與他同時代的青年知識分子走上追求共産主義的道路有其歷史的必然，我們不能苛求一個像阮銘這樣的熱血沸騰的、嚮往共産主義烏托邦的、心中充滿著階級“義憤”的青年布爾斯維克當時就能够從人道和人性的角度來評判共産黨的行爲，但是，在共産主義烏托邦的熱潮業已消退，無産階級革命的暴虐真相已經昭然若揭，無産階級專政的罪惡已經被文明人類所唾弃的今天，還要堅持中共在歷史上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黨，還要把暴行當作“聖績”來膜拜，還要把夢幻當作真實來歌頌，那就不能不讓人爲人性的弱點而深深的遺憾了。特別令人惋惜的是，像阮銘先生這樣已經從中共的營壘裏反戈而出的知識分子在議論不涉及自身的政治是非時是那樣的清醒和銳利，但在一接觸要評判自己過去的生活道路時，却是那樣地執拗和迷茫，充滿了剪不斷理還亂的戀黨情結，這讓我體會到這樣一個人生哲理：承認事實往往需要勇氣，追求真理常常使人痛苦。

 二、 中共黨內有一大批自由民主主義者嗎?  

     阮銘先生另一個膾炙人口的論點是，中國共産黨內有一大批自由民主主義者。他說，共産黨是由三部分人組合而成的，一部分是教條主義者，一部分是槍杆子主義者，另一部分是自由民主主義者。他認爲胡耀邦就是“共産黨內的自由民主主義者上升到最高地位的代表”，是所謂“知識分子類型的領導人”。阮銘認爲，共産黨內有相當一部分領導人是主張憲政民主的，他說：“共産黨現在有五千六百萬黨員，真正僵化極權的恐怕還是少數。”阮銘還一厢情願地把萬里及好幾個共産黨的前省委書記像福建的項南、廣東的任仲夷等都定性爲民主憲政的擁護者。當然，我們無法得知阮銘先生究竟是按照何種政治標準把一大批共産黨員都歸爲自由民主主義者的，但是，有一個令人無法解釋的現象是，爲什麽這麽一大批“自由民主主義者”心甘情願地栖身于極權專制的大本營----中國共産黨內爲“無産階級革命事業”而努力奮鬥?爲什麽這一大批“民主自由”的擁護者們數十年如一日地勤勤懇懇地爲鞏固黨的無産階級專政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毛澤東在總結中國共産黨的歷史經驗時說：“我們黨的一切努力、一切工作都是爲了一個目標，這就是鞏固無産階級專政。”什麽叫鞏固無産階級專政，說白了就是用暴力剝奪全體中國人民的自由，就是用刺刀和坦克强迫全體人民接受中國共産黨的統治。半個世紀以來的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中國共産黨實行的一黨專政是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根本障礙，中國共産黨是中國各民族人民自由的唯一剝奪者。在中國共産黨的歷史上，我們看到過一次又一次爲爭權奪利而進行的殘酷的鬥爭。但是，這種鬥爭從來沒有一次是爲了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就算後來常常爲人們稱頌不已的彭德懷廬山上書，其實質也不過是在重演專制皇權時代爲民請命的包青天式的愚忠角色，這種宮廷政爭與人民要求掌握政治選擇權的民主自由運動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之遙。

    據阮銘先生介紹，對阮銘先生有知遇之恩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是中共黨內“自由民主力量”上升到最高地位的代表。那麽，請問，這個代表究竟爲中國的民主自由設計過何種實際的方案或藍圖?這個代表與中共的極權專制主義作過何種具有實際政治意義的批判和鬥爭?

    據阮銘先生的介紹，中國共産黨內有著爲數衆多的自由民主主義者，那麽，請問，這些自由民主主義者在漫長的黨內生涯中，他們究竟爲民主自由作出了哪些貢獻?提出過哪些不同政見?取得了哪些成果?他們庇護過幾個“反革命分子”不被殺害?他們幫助過幾個地主資本家免遭鬥爭?

    可惜的是，對上述這些問題答復幾乎是零。客氣點兒講，實在是乏善可陳。于是，這裏就産生了一個問題，我們怎麽能相信這支據說已經潜伏在中共黨內幾十年而從無實際政治活動的隱形部隊的存在呢?這批據說的“民主自由主義者”一代又一代地“混進”中共黨內，又各自忠心耿耿地爲黨的無産階級革命事業辛勤工作了幾十年之後，又一代接一代地不動聲色的懷著從未暴露過的未遂之志，又默默地各自告別人生舞臺，對此，後人又怎麽能够相信這一大批壯志未酬的地下工作者確實是民主自由理想的追隨者呢?即便我們相信阮銘先生所說的中共黨內真有一大批“自由民主主義者”，那麽這一大批專爲極權專制服務而從不進行實際的民主活動的所謂民主自由主義者對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又有什麽實際的價值呢?

 三、 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如果問題僅僅出在一批上了年紀的前輩，由于時代的謬誤和對自身歷史的正面肯定的心理需要而産生了我們與阮銘們的上述分歧，那麽，這些分歧或許只具有社會學上的意義，幷沒有非得辯出個水落石出的結論的必要。但是，事情幷非如此單純，從阮銘先生的談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分歧的焦點不僅僅在于對一個歷史年代的分析角度的差异，而是在對民主與自由的本質究竟是什麽的不同理解。

    阮銘先生之所以認定中國共産黨當政以前是追求民主自由的黨，他之所以認定毛澤東當權以前是真心實意的民主自由的擁護者，以及他之所以認定中共黨內有著一大批的民主自由主義者，其根本的原因是因爲阮銘先生在他的所謂的民主自由裏割裂了民主自由的核心----人的基本權利，即人權。在阮銘先生的論述裏，民主只成了一種抽象的統治方式，而自由也不過是一種隨心所欲的個人意志的表達，阮銘先生在論證毛澤東確實是在追求民主自由時說：“毛澤東當年講民主自由，這些話我幷不以爲是故意騙人，他當時要向國民黨爭民主，向斯大林爭自由。”這裏很清楚地說明了阮銘先生在民主和自由的概念裏根本抽去了人權的本質內容，所以，他就會把在廣大的中國農村實行恐怖的階級滅絕政策的中國共産黨看成是追求民主自由的燈塔。同樣，他就會把跟著中國共産黨進行了幾十年的階級鬥爭和充當了無産階級專政的工具的大批共産黨員認同爲所謂的自由民主主義者來加以頌揚。

    作家高爾基在十月革命中曾經向列寧質疑無産階級紅色恐怖的必要性和正義性時，列寧回答說，革命是不能戴著白手套進行的，革命是不能不付出代價的，他還指著一群天真的孩子們說，他們將來會諒解我們的。列寧爲紅色恐怖所作的這個辯護非常典型的證明了布爾什維克用革命的名義來掩蓋其反人道的血腥暴行的病態心理。

    人性的一個弱點是：慣于容忍對他人的殘忍，只要這種殘忍看起來尚未對自己或者與自己親近的人産生太近的威脅，他們就會在某些自欺欺人的藉口下加以默認，如果這種殘忍發生在自己不喜歡的人身上時，他們往往還會暗自慶幸。當這種殘忍發生在他們厭惡或者憎恨的人身上時，他們甚至會加以鼓勵和支持，這種容忍對別人的殘忍的人性弱點是造成法西斯主義和共産主義暴政的心理基礎，因爲按照自然的邏輯，當人們容忍對他人或者對少數人的殘忍時，其實他們就已經爲對更多的人的殘忍打開了方便之門，當我們接受了對個別人的不公之後，實際上我們也就接受了對全社會的不公。我們承認了對個別人的無辜迫害我們也就是承認了對人類的迫害。可怕的是大多數的人只有在灾難直接降臨到自己身上或自己的親愛者的身上時，才會開始真正反省造成灾難的根源。

    由此可見，我們與阮銘先生的分歧絕不僅僅是兩代年齡層次不同或政治背景懸殊的民主主義者之間的分歧，而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民主觀的對立。我們認爲，人權，即保障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是民主的根本目的和本質內容，民主的前提必須是對人的生命、人的自由的承認和尊重，割裂了人權和自由的民主是虛假的民主，所以，我們認定民主就是讓每一個人都能享受基本人權的社會制度，一切侵犯基本人權的政黨和踐踏人類生命和自由的制度都是民主的敵人。

    值得慶幸的是，不少像阮銘這樣在青年時期自以爲爲了追求進步和革命而投身到共産黨懷抱裏的知識分子在親身體驗了無情的無産階級革命和嚴酷的無産階級專政的腥風血雨之後，終于認清了共産主義理想的虛妄和共産制度非人的本質，幷開始從人性和人道的立場來檢討自己走過的道路，其中包括共産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和瞿秋白等人。然而，阮銘先生却認爲自己始終沒有錯走過一步，他堅稱：“我沒變，是共産黨變了。”阮銘先生甚至聲稱他長期作爲中共高層幕僚，爲中共起草重要文件，與保持一個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沒有絲毫的衝突。不知阮銘先生有沒有意識到，如果他所表白的這種無衝突感是真實的話，那只能證明阮銘先生曾經全身心地融合在中國共産黨的革命事業中，幷已達到了渾然無我的境界了，當時阮銘先生堅强的黨性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取代了他脆弱的獨立性了，這也許是阮銘先生至今還懷抱著濃重的戀黨情結的歷史原因吧。

    上面我對阮銘先生幾個觀點的分析幷不意味我對阮明先生的個人選擇有評價的興趣。我認爲，二十世紀初至四十年代的中國大批有理想的青年知識分子被時代大潮所裹挾，爲馬克思列寧的共産主義教條所風靡，實在是歷史對人類理性的捉弄，在這裏過多的追究個人的是非也許是不公平的。問題是，當歷史的迷霧終于爲人性的陽光和强勁的事實之風所驅散之後，作爲一個崇尚理性的知識分子，特別是作爲一個民主自由理想的追隨者，當然不必諱言自己曾經走過的彎路和在暴力壓迫下人格獨立性的迷失，其實，只有勇敢地稱認歷史的真實，才是具有堅强理性的證明。畢竟這世上難得有真正的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