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運動與中國共産黨
----- 兼與嚴家其先生商榷
倪育賢 1989.8
一、我們能不反對共産黨嗎?
最近，嚴家其先生多次强調指出，正在籌組中的“民主中國陣綫”是獨立的政治力量，“它幷不是要反對中國共産黨。”也不是要推翻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政府。”這一申明提出了一個嚴肅的政治課題：民主運動與中國共産黨的關係問題，這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是每一個民運組織都必須明確回答的根本立場問題，有必要討論清楚。
我認爲，一個以追求民主制度爲目標的政治組織先驗地無條件地做出什麽我們不反對某某黨的政治承諾是作繭自縛的短視行爲。這不僅在實際上是無法兌現的，在理論上是自相矛盾的、無法解釋的。
其實，民主與中國共産黨的關係幷不取决于民主運動本身的善良願望，而是取决于共産黨怎樣對待民主運動。講得清楚一些，就是取决于共産黨本身的性質。經歷了六四大屠殺的中國人都清清清楚楚地看到中國共産黨對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對一場只是提出起碼的政治改革的和平和理性的人民請願實行了歷史上最爲凶殘的血腥鎮壓。這種卑鄙和凶殘的手段使人類歷史上一切暴行爲之失色!在這種血淋淋的慘像面前，我們怎麽能够做出我們不反對中國共産黨這種政治承諾呢?
當然，我們幷不主張不加分析、不加區別地凡是共産黨一概予以反對，比如波蘭共産黨或蘇聯共産黨，它們都在政治民主化方面有了不少革新和進步，我們對此都表示歡迎和贊同，即使對于冥頑不靈的中國共産黨，在六四屠殺發生以前，凡是有利于社會進步的任何一點改革措施，我們都曾予以肯定。但是，必須正視的基本歷史事實是：四十年來，中國共産黨的所作所爲已經證明這個黨是以鞏固和擴張一小撮特權統治階級私利爲根本目的的法西斯政黨。這個党的利益與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背道而馳，這個党已經成了阻礙中國民族復興、堵塞中國現代化進程，阻擋民主改革歷史要求的最大障礙。它是一個絕對不肯放弃任何一點政治特權最爲專橫暴虐的獨裁政黨，它當政的四十年間對于任何一點政治上的不同意見，對于任何一點思想上的异己意識都使用最極端的專政予以迫害和鎮壓。它通過無止無息的政治運動把數千萬的中國人投入監獄和刑場。無數駭人聽聞的暴行借著革命和階級鬥爭的神聖名義肆虐于神州大地。由于它實行嚴密的新聞封鎖和思想鉗制，這些暴行的真相只有在民主中國建立起來之後才能真正大白于天下!這個黨的反動和不可救藥特別清楚地表現在這樣一個事實中，這就是這個黨甚至對其黨內的任何一種改革因素和進步力量都橫加扼殺和摧殘，不惜把黨內尚有人性和正義感的有識之士打成反革命予以清洗和迫害，其中便包括嚴家其先生等改革精英。
六四之後，世界各地千百萬海外留學生在抗議游行中不約而同地、自發地幷發出“打倒中國共産黨”的呼聲，這是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經過血與火的洗禮後徹底覺醒而暴發出來的時代最强音，這驚天動地的怒吼鮮明地表達了中華民族對頑固風行社會法西斯主義的中國共産黨的徹底地唾弃和完全地决裂。
民主運動的目的是要在中國建立一個由人民真正行使選擇權的風行分權制衡原則的民主政體。不言而論，共産黨專制與民主制度是完全對立、决然相反的兩種根本敵對體制，水火不能相溶，冰碳不可共器。幻想在不反對共産黨的前提下搞什麽民主改革完全是與虎謀皮，緣木求魚。
從中國當前的政治現實來看，民主運動的實質就是反對中國共産黨的一黨專制。共産黨指責民主運動是要推翻共産黨領導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這在政治層上來分析是符合邏輯的。奇怪的是我們從事民主運動的朋友們被幾十年共産黨專制淫威整怕了，既想參加民主運動，又怕承擔反對共産黨的“反革命”罪名，這是一種脫離實際的矛盾心態。
我們指出中國共産黨是民主運動的主要對象，幷不意味著我們忽視共産黨內部曾經發生過的和將要發生的變化。事實證明，以趙紫陽爲代表的黨內開明分子已經看到了整個世界朝著民主、自由、人權、法制的方向前進的大勢，他們在一定意義上同情民主運動，反對對學生和市民進行暴力鎮壓，這是值得高度評價的，我們决不能因爲趙曾是共産黨領導人而貶低他的這種正義行動的歷史意義。
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一個專制政黨內個別開明人物對這個黨的抵制幷不能改變這個當的根本性質。當中國共産黨內的一些具有正義感的人士開始認識到這個黨的專制實質采取與這個政黨的封建家長不一樣的政治立場時，這些人士實質上已經成爲民主運動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只要這種立場公開表現出來，他們一定不會見容于這個黨，一定會遭到驅逐和貶黜。中國共産黨內的開明分子一批又一批地被黨肅整、放逐和屠殺的事實只能從反面證明這個黨的腐敗、專制和反動，只能增强民主主義者反對這個黨的獨裁路綫的决心和信心。如果我們因爲看到中國共産黨內出現過民主派的事實而反而采取一種不能堅决反對這個專制政黨的立場，那將是一種本木倒植的錯誤。
民主主義與反共主義的區別在于我們民主主義者不是爲了反共而反共，我們不贊成消滅共産黨的口號，共産黨在承認民主制度的前提下，當然有存在的權利和參加競選的權利。如果將來有一天，中國共産黨內的民主派力量大到足以推翻這個封建家長體制而將中共改造成一個新型的民主政黨，幷公開宣布接受民主、自由、人權、法制的原則的時候，我們將非常樂意修正我們反對共産黨的立場。不過，那個時候的共産黨將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專制獨裁的共産黨了。但這種前景也只有靠人民民主力量經過長期的堅决的鬥爭之後才能有實現的可能。
在此必須提醒人們注意的是，當前的客觀政治現實是共産黨非但絲毫沒有改變一黨專制和法西斯獨裁的意向，反而窮凶極惡地鎮壓屠殺人民。在這種嚴酷歷史事實面前，民主主義者如果不堅持反對中國共産黨的立場就是一種喪失原則的行爲，在中國共産黨不實行民主政治的前提下不反對共産黨就是背叛民主。
在中國共産黨目前實行的專制體制下，中國决不可能産生一個不反對共産黨的民主組織。一切贊成民主體制的個人和組織在現行共産黨專制體制下都將被宣布爲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組織。一批被共産黨宣布爲最凶惡、最危險的殺無赦的"反革命分子”爲了表白自己的忠心無害賭咒發誓毫無反對共産黨的不臣之心。這真象一段伊索寓言中描寫的狼和小羊的故事。小羊對狼說，“親愛的狼先生，我只是想在這個世界上與你和睦相處，我絕對沒有反對你的意思，我的唯一願望就是你不要吃掉我”。狼先生却幷不以小羊的哀求發善心，還是想出種種不成其爲理由的理由把小羊吃掉了。小羊的悲劇不能重演了。中國正直的民主主義者，讓我們直起腰來，向全世界勇敢地宣布：是的，我們是反對中國共産黨的民主主義者，只要這個黨一天不放弃專制，我們就一天反對下去!
二、不能把鄧、李、楊和共産黨分割開來
六四事件之後，人民出于對直接策劃和指揮屠殺的鄧小平、李鵬、楊尚昆等屠夫劊子手的切齒痛恨，把他們稱爲鄧李楊法西斯集團。這種把鬥爭矛頭集中指向最殘忍的一小撮法西斯頭目的提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值得警惕的是目前有一種傾向是要在鄧李楊與中國共産黨之間劃出一條人爲的界限，說鄧李楊是共産黨的叛徒，是共産黨的敗類，說鄧李楊幹的一切不代表中國共産黨，必須把鄧李楊從中國共産黨隊伍中分割出去，這種做法是幼稚的，也是遺患無窮的。鄧李楊是不是中國共産黨的代表，這幷不是由哪個評論家可以想當然確定的。共産黨是一個組織嚴密、運作正常、指揮有序的政黨，這個黨的政治局確認軍隊在六四屠殺中的一切鎮壓行動是平息反革命暴亂，幷繼續明確無誤地下令執行斬盡殺絕的鎮壓民運的方針。中國共産黨的幾十個省委全體一致地擁護鄧小平總頭目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法西斯屠殺行動，我們還有什麽理由說，這次屠殺不是中國共産黨的整體行爲呢?中國共産黨幾十年來對中華民族犯下了數不清的罪孽，它退却責任的慣技是當事情壞到不能掩蓋時，就從下臺的或死去的領導人中挑出一、二名替罪羊來承擔所有的責任。于是，不但整個黨沒有責任，反而又給黨添了一頁“偉大、光榮、正確”的歷史，于是共産黨永遠是真理的化身，神話又可以高唱下去了，于是造成這種灾禍的真正根源----一黨專制的法西斯獨裁制度就可以長命百歲地不經觸動的延續下來繼續作惡了，而成千上萬依附與這個罪惡制度的特權分子又可以在新主子的陰庇之下頤指氣使、魚肉人民了。
顯然，把鄧李楊三人與中國共産黨分割開來的做法是想給下一次爲共産黨洗刷罪責作伏筆，但是這是不符合基本歷史事實的。在六四鎮壓前，一批共産黨特權階層及其子女預感到民主運動的發展將葬送他們永霸特權的美夢，懾于八九民運的巨大聲勢和威力，他們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懼。開始，他們還想要求學生適可而止的作出讓步，但當形勢發展到真正有可能危及到他們的特權利益的生存之時，他們就整體動員起來，悍然支持對人民進行鎮壓了。現在顯示出來的情况是，上至鄧李楊和多數政治老人(包括那些人們曾天真地予以後望的改革要員)，下至省市委的主要領導，都程度不一地參與和組織了這場對民運的鎮壓。事實上，鄧李楊等法西斯頭目的决策只是集中代表了中共特權集團的意旨，他們是中國共産黨實際領導人和真正代表。鄧李樣的路綫就是中國共産黨的路綫。中國共産黨在這場屠殺中負有無法推卸的罪責。中國共産黨鮮紅的黨旗上已經浸透了成千上萬無辜人民的鮮血。十年前第一次天安門事件被鎮壓時，人們天真地把罪惡歸咎于四人幫和毛澤東，寄希望于鄧小平。十多年過去了，人事已非，制度依舊，借人民力量上臺的鄧小平秉承毛澤東的故伎向人民大開殺戒。如果我們今天再天真地把鄧李楊集團與共産黨分割開來，爲這個黨開脫，這將是十分危險的。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中國共産黨一黨專制不推翻，這個黨就一定會再次把民主運動淹沒在血泊之中，中華民族已經爲自己的輕信和幼稚流了太多的鮮血，我們再也不能受騙了。
三、幾千萬黨員不過是專制工具
有的朋友稱，中國共産黨有四千萬黨員，其中大部分都是好人，所以我們不能提反對的口號，以免把部分黨員推到民主運動的對立面。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模糊觀點。判定一個黨的政治性質，决不能從這個党的黨員中有多少好人和壞人來衡量。一個黨等政治性質是從這個党的領導核心執行什麽樣的政治路綫以及這個黨在實際社會結構中的政治作用來判斷的。當一個党的領導核心掌握在推行社會法西斯路綫的野心家集團手中時，黨這個黨處在壟斷全部政治權力的專制集權地位上時，黨社會沒有一個足以制衡這個黨的其他政治力量時，這個黨的性質不可避免地滑到專制獨裁的軌道上去。
一個壓迫全社會的專制主義政黨其內部結構必然是不民主的、封建家長制的，而一個內部奉行封建家長制的政黨一旦執政也必然會成爲壓迫全社會的獨裁政黨。
中國共産黨雖然有四千萬黨員，但由于這個黨是按照封建家長制的原則組織成立的，普通黨員只是這架專制機器上喪失自我獨立人格的一隻螺絲釘，一個沒有政治選擇自由的工具，所以因爲大部分黨員是好人而肯定這個黨的性質是十分荒謬的，這正如當年侵華日軍中大部分士兵是貧家子弟而說日軍是好軍隊一樣荒唐。當然我們絕對相信，一旦民主高潮到來，很多共産黨員會站到人民和民主陣營來，正如前後兩次天安門事件中已經發生的情况一樣。但是這種情况只是說明了共産黨的專制本質已被大多數人民所唾弃。部分共産黨員在民主運動中站到人民一邊來說明瞭這些黨員已經投入反對共産黨專制的行列中，這是一種光榮的背叛。普通黨員奮起反對專制獨裁與這個黨推行專制路綫是不能混淆的兩個概念，而民主主義者反對中國共産黨只是反對這個黨的專制獨裁路綫，而决不是反對這個黨的每一個具體成員。從一定意義上來講，中國民主運動的希望正在于那些曾經盲目地追隨過共産黨專制體制的共産黨員在認清了這個黨的反人民實質後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民主陣營中來。
正如魯迅先生所預言的，因爲他們從舊營壘裏來，對舊制度的弊病看得特別分明，所以叛逆者的反戈一擊易致敵于死命。
一個腐敗的舊制度的沒落往往要借助這批殺回馬槍的勇士。誠然，這些勇士的出現絕對不能證明舊制度還是值得稱道的。
四、精神奴役下的畸形思維
四十年來，中國共産黨對中國全社會實行史無前例的極其嚴酷的思想管制和愚民教育，這種統治使全社會都籠罩在無所不在的恐懼之中。中國知識分子在社會中存在的首要前提是安全，而爲了確保安全，每個人的思想都必須帶上虛假的面具，他們的一切行爲方式都必須符合當權者劃定的框框和模式，久而久之，中國的知識分子程度不一地被改造成了思想殘廢者和精神畸形者。中國當代知識分子非常不善于從事物的根本意義上來思考一個命題的合理性，作爲中國知識分子中較爲勇敢和激進的一翼的民主派人士也不無例外地被打上這種精神奴役病症的烙印。這種精神奴役症的可怕在于長久浸潤于這種恐懼和虛僞的病態社會之後，人對于環境的自然適應會發生極大的盲目認同效應，這種效應就是使每一個身處險境的知識分子的自我感覺趨向正常，反而認爲這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狀態，甚至對較早擺脫這種奴役狀態的正常人本能地産生某種排斥心態。即使是一些生性非常正直和非常勇敢的知識分子也無法完全抵抗精神奴役症的傳染。這種精神奴役症的特徵之一是對一切被中共宣布爲“反革命”的所謂階級敵人的排斥和疏離。這種排斥和疏離有時完全是非理性的完全不經過邏輯思維和合理推論的。我在中共監獄中碰到過一些即將被處决的“反革命犯”。他們之中有一個奇怪的共同點是都不承認自己反對共産黨的罪名，他們可以承認犯了一件具體的“罪行”，但是他們都表示自己是真正擁護共産黨的“革命者”，特別奇怪的是，有些“反革命分子”在臨行時還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産黨萬歲!”以表白自己不是反對共産黨，以表示自己的冤枉。造成這種顯現的心理過程是非常複雜的，其中有對劊子手的憤怒，有對審判者的抗議，但根本原因恐怕還是一種對共産黨精神奴役的迷茫和對反黨反社會主義這頂帽子的潜意識的恐懼。
一些將被殺者知道他們一旦承認自己是反對共産黨，那麽他們死後的一切平反的可能就完全斷送了，他們的子女親友的最後一綫翻案希望就要隨著肉體的消滅而化爲烏有。所以那些爲了伸張某種政治理念而死都不怕的志士，他們在維護自己行爲合理性的同時，也會極力申辯自己不反對共産黨的立場，這是一種多麽深沉的悲哀啊!
中國的民主知識分子，從娘胎裏就帶著一種深入骨髓的原罪恐懼。一方面從人類的良知出發對共産黨的暴虐和殘酷統治極爲反感和憤怒，千方百計企圖掙脫專制的鎖鏈；另一方面却又不願公開地、光明正大地承認自己是一個反對共産黨的反專制體制的民主主義者。他們常常沒有足够的勇氣去回答一個如此簡單的問題即：作爲一個獨立的人爲什麽不能理直氣壯地去反對一個蘸滿了人民鮮血的法西斯黨。
在中國民運中，我們看到另一種不正常的現象是新“反革命分子”對老“反革命分子”，或者說新的民運分子對老的民運分子的循環排斥現象!一些開始走上民主運動道路的朋友們常常自覺地、不自覺地極力要表明自己的所謂單純性和純潔性，幷極力排斥那些已經被共産黨公開宣布爲“反革命”的民運人士的介入，他們甚至把比他們早一點投身民主運動的人士看成是政治傾向危險的不可接近者。兩年前一批中國自由派作家在巴黎一次集會中，當與會的法國朋友提議爲中國民運的先驅魏京生起立時，這些號稱思想解放的中國作家竟木然不動。這次天安門學運，當因參加民主運動而被捕過的任畹町登臺發言時，有些民運學生居然發出噓聲，意圖打斷他的發言。當被中共宣布爲反革命的劉曉波先生被捕時，有些組織發表的救援名單上却找不到他的名字!特別令人扼腕的是，當三位民運人士由于對毛澤東法西斯暴政的義憤而對毛像潑上墨汁時，學生們爲了表示與反革命劃清界綫而主動把這三人扭送公安局，聽由他們去飽嘗無産階級專政的蹂躪!當然，這批年輕的民運分子對老的民主人士的排斥和劃清界綫幷不能感化共産黨劊子手，學舌們儘管多次表白自己沒有反對共産黨的動機，甚至在游行中打出擁護共産黨領導的標語，共産黨還是把這個運動明明白白地定性爲反革命暴亂，還是把這些參與這次學運的所有活躍分子當做反革命殺戮和搜捕。這些後來的學生運動的領導人如果學過歷史的話，他們應該知道，在他們的前途被看成不祥凶物的那些老反革命分子其實原來也是“純潔無邪”的青年學生和熱血青年，他們被劃爲右派，他們被打成反革命的原因只不過是他們更早說出了今天民運分子所說的話。他們也曾年輕過、純潔過、熱情過、奮鬥過、犧牲過。他們不過是共産黨專制制度下早期犧牲品而已。中國民主運動是一個極其艱巨浩繁的工程，中國民主大厦要靠幾代民主戰士的共同建設。新一代民主人士排斥老一代民運人士是自傷手足的行爲，也正是共産黨專制勢力所求之不得的。中國民主主義者，我們應該成熟一點了。
五、共産黨會改過自新嗎?
嚴家其先生說，在六四慘案之前，中國的根本問題只不過是要解决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只有六四慘案之後，我們的根本任務才是解决獨裁專制的問題。我認爲，嚴先生的這一說法是值得探討的。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共産黨的性質幷沒有在六四一夜之間發生什麽根本的質的變化。六四屠殺中，中國共産黨只是按照它一貫的立場和習慣方式來處理不同政見而已。只要對中共的歷史作一下冷靜和客觀的回顧，難倒我們還會對中共的屠殺行爲表示驚奇和意外嗎?難倒共産黨統治中國大陸四十年來的所作所爲還不够說明它的殘忍的政治性格嗎?我們一些朋友依然莫名其妙地抱著極爲天真浪漫的、完全不切實際的一相情願，他們幻想共産黨終于會接納人民的善良願望，會自願地放弃他們手中的特權，他們幻想一黨專制會逐步和平理性地演變成一個溫和的、容納多元政治力量的政治體制。他們認爲現在不提反對共産黨是給中國共産黨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只要共産黨改過自新，我們就可以與共産黨共同建立民主體制。我承認這是一種誘人的設想。如故共産黨果真能幡然悔悟，改惡從善，我想天下沒有人不會真心歡迎這種改變。但願老天保佑，讓共産黨動了懺悔之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把民主果實送到人民手中，讓我們好好享用。然而，恕我直言，這種變化的機率恐怕比一個人中樂透獎的機率還要小。
爭取民主制度的艱難幷不在于民主理念之不易被一般民衆所接受。(其實，我認爲民主的理念也許是天底下最易于爲人民所接受和理解的思想，民主的理念起源與權利平等的意識，而人生來就是平等的。)實現民主的艱難在于民主化的過程必然是對享有既得特權的階級的一種剝奪，人天性是自私的，希望那些依靠專制制度的隱庇而享有巨大政治和經濟實惠的特權者放弃自己的利益接受令人難堪的選擇和監督，當然不是容易的事情，這種變化，對中國共産黨特權集團這樣一個權力整體，更是難以設想的。
必須著重指出的是，中國共産黨在中國實行的不是一般的普通的專制制度，這個制度用所謂無産階級專政的名義把社會的一切活動牢牢地控制在一黨專制的鐵鉗之下。它對人民精神的和物質生活的控制已經達到無處不在、無遠弗届、無所不用其極的極致狀態，它對人類理性和良知的摧殘，它對人類基本權利的踐踏，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無以復加的地步。經過幾十年來沒有任何監督的絕對權力的腐蝕，這個制度的極端不合理性和極端腐敗性已經充分顯示出來。正如一個病入膏肓的晚期癌症患者，任何靈丹妙藥也無濟于事。中共極權專制的最致命的弱點是，它無法向人民解釋它的無限權力的合法性，而一個無法解釋它的權力合法來源的政權，其統治基礎必定是脆弱的。爲了掩蓋這種脆弱性，共産黨就必要用剝奪人民一切權利的極端辦法來防止出現人民向它的權力合法性提出挑戰的任何可能性。
共産黨極權制度這種內在的、固有的虛弱性注定了這個政權不能向人民的民主要求作實質性的讓步。極權專制是一種沒有任何政治退路的極端統治體制。當統治出現危機時，它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暴力!離開暴力就是滅亡。對此，鄧小平、楊尚昆之流是十分清楚的。他們說，我們一步也不能退，退我們就得下臺，完蛋。所以爭取民主的唯一途徑是靠那些已經意識到了自己的根本權益被長久無理剝奪的民衆團結起來，通過堅忍不拔的鬥爭來爭取。我們常說，民主不是賜予的，我想原因也就在這裏。
六、我們要共産黨平反什麽?
嚴家其先生在多次講話中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未來發展作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四個階段論。他認爲中國民主運動的關鍵就是爭取對八九民運的平反。這就必然引發出該不該平反、由誰平反、平什麽反的問題。
我認爲，爲八九民運“平反”這個提法本身是值得商榷的。因爲在人民心中，八九民運的性質是非常清楚的。人民都認爲這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是對中國共産黨極權專制的一次挑戰。所以，對人民而言，這裏不存在平反與否的問題。可見，所謂平反，就是從共産黨當政者的立場來推翻它對八九民運性質的判定。
自然像鄧李楊等六四大屠殺的原凶是决不會爲六四事件平反的。所以，所謂平反，就是希望共産黨內的另一派反鄧李楊的勢力上臺，然後再糾正共産黨自己的判决。在此，我們姑且不論這種所謂平反的現實可能性有多少，我們只想提出一個問題：我們究竟想要共産黨來爲八九民運平反什麽?
現在共産黨對八九民運所判定的官方結論是：這是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它的最終目標是推翻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無容置疑，中國共産黨對六四事件的整個過程撒了彌天大謊，造了無數的謠言，但是，平心而論，它對八九民運的政治性質上的判定應該是基本符合事實的。我認爲，作爲一個正直的民主主義者，我們根本沒有必要回避這一運動的實際性質，中國民主運動的既定目標就是要反對中國共産黨的一黨專制，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産黨的封建獨裁社會制度!無論八九民運每個參加者的主觀動機有多麽參差不同，這場運動所顯示出來的總的根本政治方向是非常明顯的：這就是要結束中國共産黨的一黨專制統治，要求開創一個由人民掌握政治選擇權的真正的民主社會制度。八九民主運動的偉大意義在于它已突破了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囿于中共黨內路綫鬥爭的框框而勇敢地舉起了改革政治制度的鮮明旗幟。在天安門廣場竪起的民主女神像毫無疑義地、極富象徵意義地昭示了這場運動的民主真締。任何一種把這場偉大的歷史運動局限于只要共産黨某一派下臺、某一派上臺的企圖都是對這場運動的貶低和扭曲、都是對廣場上犧牲的英烈們的袤瀆。烈士們是爲什麽而死的?難倒僅僅是爲一個共産黨改革派的上下臺嗎?不!他們是爲民主中國而死的，他們的目標是要在中國建立一個嶄新的民主制度。
有人說承認了運動的反共産黨性質，就會給共産黨增加鎮壓的口實。這一點擔心是多餘的。只要是民主運動，不管參加者如何申辯，共産黨是一定要鎮壓的。所以，共産黨說八九民主運動是反對共産黨領導，是反對共産黨的政治制度，對此完全沒有必要加以否認，更沒有必要由共産黨的某一派來加以平反。我們不羞于承認我們的目的，我們更不怯于承認我們的目的。我們知道，在目前，中國共産黨是中國民主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礙。人民有足够的理由讓這個對中華民族犯下了巨大罪孽的封建專制政黨退出歷史舞臺，人民有權利用自己認爲合適的方式去淘汰一個屠殺人民的法西斯黨!
七、結論
六四之後，中國的民主運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民運已經跨越了年輕幼稚階段而邁入長大成熟階段，其標志之一是：推翻中國共産黨的極權專制以建立一個人民實行選擇權的民主共和國已經成了中國民主運動的基本共識和共同目標，這是中國人民用鮮血和生命換得的一個重大進步----跪著造反的時代結束了。六四慘案給予我們的一個血的歷史教訓是，對中國共産黨特權集團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是危險的。當前，對民主運動的目標含混不清和運動策略的搖擺不定是民主運動的致命弱點。民主運動需要明確的理論指導和實行有原則性的鬥爭策略。一切藉口眼前的政治需要而故意混淆運動性質和鬥爭對象的言論和行爲都是有害無益的。
我們堅持旗幟鮮明的反對共産黨的立場决不僅僅著眼于對共産黨這個具體的政黨而已，我們是在維護民主運動的一條基本原則：這就是人民選擇權的原則。根據這個原則，人民必須擁有選擇執政黨、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基本權利，這一原則曾經非常明確地記載于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七日我們于紐約發表的〈敦促中國大陸民主改革宣言〉之中。人民選擇權原則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石。既然人民擁有選擇執政黨的權利，那麽，人民當然擁有對任何政黨采取贊成或者反對的的立場的完全自由。所以，對一個民主主義者來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不可反對的黨，也沒有一個不可以反對的政府，也沒有一個不可以反對的制度。中國共産黨按照它的法西斯邏輯把“反對共産黨”定爲彌天大罪，任何個人或組織一旦被套上“反黨”的罪名就會被它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中國知識分子被這道法西斯緊箍咒鎮壓殘害了幾十年，餘悸深重，不少人在潜意識裏打下了“反對共産黨”就是犯罪的可怕烙印。于是爲了證明自己的純真無邪，他們常常在各種場合表白自己沒有任何“反對共産黨”的動機，他們或者幷沒有想到承認共産黨的不可反對就是否認人民的政治選擇權。實質上也就等于否定民主。
謹以此就教于嚴家其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