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運動能與共産黨合作嗎?
------評郭羅基對魏京生的批評
倪育賢 1996.2
至今仍自詡爲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奉者的郭羅基先生近年來頻頻就中國民主運動的方向、路綫等原則問題發表許多頗爲系統性的意見。說他的意見具有系統性，是因爲郭先生的所有論點幾乎都圍繞一條主綫展開，這條主綫就是，中國民主運動應該走合法合作的反對派的道路。守誰家之法？與何人合作? 郭先生的觀點非常明確，就是守共産黨之法，與共産黨合作。郭先生說：“沒有反對派，不可能有民主政治，有了反對派，只會拆臺，翻天也不可能有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就是討價還價，你來我往，不是誓不兩立，推到重來。”爲此，郭先生號召我們，在中共一黨專制之下充當“建設性的反對派”，郭先生斷言，民主運動只有成爲守共産黨之法幷與共産黨合作的“建設性的反對派”才是“大陸民主運動走向成熟的標志”。爲了防止我們誤解他的本意，郭先生更進一步的解釋道：“合作不是投降，寬容不是自卑，以合作寬容的態度爭取民主，才符合民主的本性”。在此之前，儘管我幷不贊成郭先生向我們推銷的這條“二合主義”路綫，但是對郭先生契而不舍、孜孜不倦地宣傳他的政治主張的熱情和執著不無敬佩之情。然而，當我讀了《北京之春》95年12月號上發表的郭先生的大作“魏京生和中國民主運動”一文之後，我對郭先生的這分敬意像秋風中的落葉一般，驟然而逝。這是因爲郭先生以向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推薦魏京生的報告的名義，而實際上對魏京生進行了政治上的缺席審判。特別令人遺憾的是，郭先生對魏京生的“審判”發生在魏京生終于又一次被共産黨剝奪了辯護權利的不幸時刻。
郭羅基先生在上述報告中用差不多一半的篇幅對魏京生在民主時期的“激進主義”進行了相當激烈的批判，而其餘一半篇幅則是向我們重複描述那個我們早以從郭先生嘴中聽過好幾遍的關于他自己當年如何進行合法鬥爭及如何取得許多輝煌成果的故事。(其實，儘管郭先生力圖把他的故事詮釋爲合法鬥爭的勝利，但他似乎至今未能醒悟的一點是，郭先生以被放逐者的身分在海外呼籲爲合法鬥爭這件事，本身即是對他二合主義老調的一種莫大諷刺。)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筆者當然不認爲因魏京生又一次坐了共産黨的牢，就可以獲得被批判的豁免權，也不認爲郭先生就沒有毛遂自薦式與自我表彰的權利。然而，我始終認爲，無論各人的政治理念有多大的差异和不同，作文立言總還得有一個基本的規範應當遵守。既然郭羅基先生的報告是代表“中國人權”組織向諾貝爾獎委員會推薦魏京生爲候選人而作，那麽，郭羅基先生在報告中以自己的政治主張爲標準對魏京生的主要活動進行十分强烈的負面批評幷對自己的功績進行過度的炫耀就有違推薦報告的體裁和常例了。怪不得很多民運朋友讀了報告之後極爲震驚，不少人向我表示，評獎委員們不讀這個報告猶可，讀了這個報告不把魏京生拉下來才怪呢!特別令人吃驚的是在魏京生又一次被中共無理逮捕、面臨判决之際，郭先生在他的推薦報告中以類似判决詞的口吻指控魏京生說，“魏京生的《探索》既不允許鄧小平探索民主，還不斷向他開火，把他推到敵對的方面。”說真的，如果這些話不注明是出自郭羅基先生的大作，我還真的會懷疑這是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書摘要呢!
在郭羅基筆下，鄧小平本來是走民主之路的，事情就壞在“橫衝直撞”的魏京生爲了搞他的“激進主義”不允許鄧小平探索民主，不斷向“民主的保護神”鄧小平開火，眼睜睜把大好形勢破壞了。結果把原來贊成民主的鄧小平推向敵對的方面去了!魏京生的妹妹魏珊珊在讀了這番高論之後，寫信向郭先生表示抗議，魏珊珊指出，不是魏京生要將鄧小平推向敵對的方面，而是魏京生看出鄧小平站在敵對的方面，向世人發出警告。一個爲推薦獲獎候選人而寫的報告居然被推薦者家屬所抗議!郭羅基出于無奈，終于高抬貴手，在報告送出之後把“推到敵對方面”改爲“刺激他走到反面”。其實，身爲大學教授的郭先生心裏明白，這一改動幷無實質性的區別，因爲郭先生的報告意思非常清楚，一言以蔽之，就是：魏京生應該爲鄧小平走向獨裁負責。一個推薦魏京生爲諾貝爾獎候選人的報告的主要論點竟然是：魏京生實際上是阻撓中國走向民主化的罪魁禍首!一個因倡導“民主爲第五個現代化”而聞名于世，被中共二次判刑總共三十年的魏京生原來是葬送中國民主化大好機會的激進主義者，這就是郭羅基先生的天才發現!!!無怪呼郭羅基先生在報告的結論中說，“魏京生除了坐牢表現出犧牲精神之外，所做的事情不多。”“中國民運人士存在許多缺陷和弱點，不能令人起敬。”
爲了證實魏京生的錯誤，郭羅基不厭其煩的大量應用了鄧小平主張民主的言論，甚至把共産黨總書記胡耀邦稱頌爲民主力量的代表。在此，筆者不禁想問郭教授一句，你爲什麽對共産黨領導人那麽推崇備至，而對失去自由的魏京生如此苛刻武斷呢?這是一個極具啓發性的實例，它證明：當一個人的主觀理念爲政治偏見所扭曲之後，他對客觀事物的理解可以與事實真相産生多麽巨大的距離，就象莎士比亞的詩句，“黑變成白，美變成醜，卑鄙變成高尚，無耻變成德行!”在郭羅基先生筆下，獨裁者變成民主派，而真正的民主派反而變成民主的“罪人”!
郭羅基先生指責魏京生推遲改革的進程，把鄧小平推向反面，根據是魏京生在民主墻上力排衆議，發表了“要民主，還是要獨裁”這篇文章。因爲這篇文章觸擊了鄧小平的痛處，因而引起中共對民主墻的鎮壓。郭羅基滿腔不平地寫道，“與任何運動一樣，多數非激進的派別不能制約少數激進的派別，招致的後果却要全體承擔。”郭羅基認爲只要魏京生等所謂的激進派不去觸犯鄧小平，民主墻就可以存在發展下去，中共就可能走向民主，他極爲惋惜地寫道：“當時，官方還曾派人與民主墻進行不公開的溝通搓商(指中共情治人員前來瞭解情况)。有一次，來人提議民主墻運動中有影響的人物到團中央去工作，以便對民主墻進行輔導和協調，民主墻聯席會議認爲這是“招安”，予以拒絕，在鎮壓之前，官方試圖加以“引導”，“民主墻喪失了一次保護自己、避免鎮壓的機會”。由于魏京生等激進派的“獨沖直撞”，“最終毀掉了民主墻這樣極難形成的歷史契機”。你看，在郭羅基的筆下，不是共産黨毀掉了民主墻，而是民主墻中的激進派不理會中共當局仁至義盡的再三讓步，直至自蹈死地。這種論調和現在流行的六四流血是因爲學生不肯撤退而造成的荒唐論調如出一撤。
爲了證明魏京生毀民主墻的論點，郭羅基長篇大論引證鄧小平當年關于强調發揚民主的講話。其實，這一論據是蒼白無力的。郭羅基常常自詡爲信念純正、立場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在這裏顯然背弃了馬克思關于評價歷史人物時的一條重要原則，馬克思反復告戒：“評價任何政治人物不能以他們自己的言論爲標準，而必須從他們全部歷史和現實行爲爲依據。”鄧小平這個五七年反右的總司令，文革後靠著宮廷陰謀鬥倒華國鋒、汪東興上臺後，一面假惺惺侈談民主，一面磨刀霍霍，向民主力量下手。這是中共獨裁者維持專制政權穩定所慣用的兩手權術。就如鄧小平爲了保命和複出，多次向毛澤東痛哭流涕表示懺悔和永不翻案一樣，完全是一種政治謀略的運用，這與民主根本風馬牛不相及。
評價一個政治人物是否民主，我們當然不能憑他曾經講過什麽美妙動人的言辭，而必須根據他在實際上執行什麽樣的政策。如果在二十年之前有人一時看不清鄧小平獨裁者的本質尚可理解的話，那麽在二十年之後的今天，特別是鄧小平親手製造了六四屠殺這樣震驚中外的血腥慘案之後，還要追念和歐歌鄧小平的民主誠意，就實在令人齒冷了。看來偏見距離冷血只有一步之遙。難怪郭羅基先生在報告中不但要否定魏京生，還要對天安門運動的學生放一冷箭，指責他們是“期待別人流血，而自己偷生”。按照郭羅基的邏輯，只要獨裁者在歷史上曾經口頭標榜過“民主”“自由”和許諾過制度改革，那就可以證明他是真心擁護民主，就推定他之所以搞專制是被民主派的策略錯誤“推向敵對”和“刺激爲反面”。據此，世界上就不存在真正的獨裁者，真正的“法西斯”了。因爲，只要翻開任何一個獨裁者的歷史，他們幾乎都曾在政治需要的時候都談過民主，希特勒和毛澤東口中的民主未必不如郭羅基先生的民主動人，而且在所有獨裁者向人民揮起屠刀之前，都曾有民主派起來揭露他們的陰謀和向世人提出過警告。請問，難道我們因此就可以認定，這些獨裁者後來之所以屠殺人民都是民主派刺激了他們才把他們推向反面的嗎?
很顯然，我們與郭羅基先生對于民主政治這個概念的理解是根本不同的。
郭羅基先生說，“民主政治就是討價還價，你來我往，不是勢不兩立，推翻重來。”不知郭先生是故作天真，還是無心疏忽，郭先生混淆了專制被推翻以前和民主制度建立之後這兩個不同歷史時期民主運動所面臨的不同的歷史任務。郭先生所表述的那種民主政治只有在民主體制建立了之後才能發生的社會現象。但郭先生却要求我們在中共極權統治依然存在的前提下做這種夢幻中的政治游戲，和共産黨進行什麽你來我往的討價還價，作什麽有建設性的反對派，這完全是無視客觀實際的自作多情。
在共産黨剝奪人民的一切自由，人們連最起碼的基本人權都無法保障的情况下，郭羅基却要求我們做“合法合作”的反對派。不知郭先生是在開我們的玩笑還是在開他自己的玩笑。
也許在這裏郭先生發現其邏輯上有不能自圓其說之處，于是他急忙加以修補說：“目前的中國，一方面是中共不允許出現反對派，另一方面民運人士沒有學會當反對派。”就像一雙穿了多年的爛襪子，越剪越補破洞越多，顯然郭羅基先生已經陷進自己挖掘的泥坑裏去了。別人當然要問，既然共産黨連出現反對派都不允許，那麽民運人士怎樣去學會當被郭羅基先生批准的那種反對派呢?愚魯如我，實在無法想像如何學會當一個不允許出現的東西。再退一步講，即便學會以後，如果最後還是“不允許出現”，那麽，郭先生提倡的這種“學習”的意義究竟何在?
實在令人難以琢磨的是，郭羅基先生意下的“反對派”究竟所指爲何?按我們一般老百姓的常識而言，所謂反對派就是指那些因政治利益不同而與當政者或當權者站在反對立場上的政治派別。而郭先生的反對派條件是作共産黨的合作夥伴!
一個頗有意思的問題是，既然郭先生承認民運人士這個概念，那麽民運人士究竟算不算是反對派呢?民運人士如果不是反對派，難道他們是擁護派?
更令人困惑的是，如果民運人士果真如郭先生所號召的那樣都成了一切行動都“合共産黨的法”、幷“與共産黨真誠合作”，既不“誓不兩立”，也不“推翻重來”的所謂“建設性的反對派”，那麽這樣的“反對派”與“毛主席的無産階級革命派”還有什麽本質的區別呢?
于是郭羅基先生的真正政治理念就比較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了。原來郭先生所嚮往的民主就是在不推翻中共一黨專制前提下，與中共當權者進行你來我往的討價還價。其實，郭羅基先生嚮往的這種“民主”不但與真正的民主毫無共同之處，而且事實上也只是建築在郭先生頭腦裏的空中樓閣。爲什麽?因爲專制就是扼殺人民的基本人權，哪里有專制，哪里就不可能有民主政治，所謂民主政治是指在民主制度基本確立的前提下社會所進行的各種利益團體和各派政治力量的互動。郭先生要在中共專制之下進行的“民主政治”，不啻是水中撈月。
站在二十一世紀的門檻上，我們却還不得不在這樣淺顯的常識問題上與郭先生這樣知名的學者進行這樣無聊的論爭，實在不無遺憾之致。
二. 民主墻的歷史意義
郭羅基先生在報告上指責魏京生把矛頭指向鄧小平在當時是不明智的。他說：“雖然鄧小平具有潜在的實行獨裁的可能，如果按照魏京生的願望把鄧打倒，只能有利于凡是派，推遲改革的進程，中國的局面會更糟，歷史的前進只能一步一步的實現，還沒有走完第一步，就不能跨出第二步，不能跳過今天的對手預先向明天的對手發出挑戰。”如果我們回顧一下魏京生發表《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這篇文章的歷史背景，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郭先生的上述論斷幷不符合當時中國政治舞臺上的實際情形。衆所周知，自一九七八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已經從華國鋒手中奪得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權，成了毛澤東之後名副其實的“第二代領導核心”，也就是實實在在的獨裁者，絕不是什麽“具有潜在的獨裁可能”，郭羅基把手抓黨政軍大權的鄧小平定爲“明天的對手”，而把已被鄧小平打敗削權檢查的死老虎華國鋒、汪東興當做“今天的對手”列爲主要的打擊對象，那時郭先生的自我選擇，但是，魏京生一針見血地指出，鄧小平這個新獨裁者的反民主的本質，這不但是他的勇敢，更是他的正確。這個判斷的科學性已爲當時的和以後的鄧小平的實際活動所證實，而那些當時由于種種原因而未能揭穿鄧小平的獨裁本質的反對派的朋友們的謬誤，不僅在于其怯懦，而更在于其掩蓋了事物的真相。郭羅基在報告中表面上也頌揚魏京生當年的勇敢，但在具體的行爲上却完全抹殺他的正確，我認爲，這種頌揚或多或少摻雜了虛僞的成分，因爲頌揚一個不正確的人的“勇敢”，毋寧是在嘲笑他的“愚蠢”。
可悲的是，被怯懦者嘲笑爲“缺乏政治智慧”和“不懂鬥爭策略”，這幾乎是一切民主先行者的歷史宿命。他們在歷史轉折關頭表現出來的敢于挺身而出，揭示時代本質的大智大勇在那些明哲保身的機會主義者眼中就成了“有勇無謀”的“獨沖直闖”。
什麽是機會主義?機會主義就是放弃原則的存在。郭羅基先生在報告中的一句警句可以成爲機會主義的絕妙的注駐脚，他說：“能否存在下去就是一切活動是非成敗的基準。”他認爲存在就是一切，只要能够存在下去，民主運動就可以承認共産黨專政的合法性，就可以與揮舞屠刀的共産黨進行合作。從這個原則出發，郭先生批判民主墻當年不接受共産黨的招安是犯了一次歷史性的錯誤。
然而不知道郭先生有沒有考慮過，如果民主墻當年按照郭先生的願望接受共産黨的輔導和協調，(注意：輔導和協調兩詞是郭先生的原話。)改變自己的政治方向，民主墻不再揭露共産黨的專制本質，不再批判鄧小平政權的獨裁傾向，盡發表一些中共當局喜聞樂見的文章，專駡失勢了的華國鋒和四人幫,“故意抬舉”和吹捧掌權的鄧小平，間或也來一點批評官僚主義的文章來小駡大幫忙，以便點綴中共當權派的民主作風，那麽民主墻確實會獲得鄧小平、胡耀邦等中共領袖的青睞，而繼續存在下去，甚至那些溫和派的代表人物也許真會擠進團中央的領導班子，成爲新一代中共領導的候選接班人，這雖然滿足了郭先生等人求之不得的嚮往和期盼，然而，這樣的民主墻的存在對人民來說還有什麽意義和價值呢?那還能叫做民主墻嗎?還不如叫做“人民日報”墻頭版算了。
在本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由于毛澤東的去世和文革的結束而引起的中共權力層的嚴重斷裂使中共專制的鐵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空隙，于是民主墻和民辦刊物向春風中的野草，應運而生。人民利用民主墻這塊民間的輿論陣地發出了要求自由和人權的響亮呼喊，而魏京生正是這個人民呼聲的最直接的體現者。郭先生貶斥魏京生是民主墻中的少數派，所以不能代表民主墻的主流，但是歷史從什麽時候開始正確和謬誤是以數量的多寡來衡量的呢?
在專制之下，只要民主墻繼續保持代表人民呼喚民主和自由的這個本色，中共當權派是絕不會容忍這塊自由化的陣地繼續存在下去。鄧小平這個玩弄政治權術的老手之所以在民主墻前期保持一短時期的觀望和默許姿態，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玩弄五七年中共反右鬥爭時用過的“引蛇出洞”的故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民主墻要存在下去，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民主墻變質，或者是共産黨變質。共産黨變質當然不可能，而民主墻也堅持了民主的方向，所以它最終被共産黨所鎮壓是不可避免的。郭羅基指控魏京生批評了鄧小平，所以才招致了民主墻的被取締，這就叫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其實，即使沒有魏京生的文章共産黨也一定會找到別的藉口來鎮壓民主墻的。
魏京生似乎是預見到了將來有一天有人會象郭羅基一樣秋後算帳，把民主墻的被取締的責任栽到民主派的頭上，魏京生在被假釋出獄以後就寫了一篇題目爲“豺狼和小羊”的文章，文中說：豺狼和羊群是無法和平共處的，小羊無論如何退讓和躲避，豺狼最後還是要把小羊吃掉。可見，共産黨鎮壓民主墻的真正的原因是民主墻的存在從根子上威脅到它的統治。毫無疑問，民主墻實際上已經開啓了言論自由的源頭，如果不把民主墻扼殺在繈褓中，專治的城堡就會從這裏崩塌。民主墻雖然被中共的鏟土機推平了，但是，他的消失幷不象郭羅基所悲嘆的那樣，象徵著中國民主運動的夭折，民主運動通過民主墻的鍛煉，提高了自己的素質，凝聚了自己的力量，擴大了自己的影響，民主墻已經播下了自由的種子，其實他沒有消失，因爲它已經重建在人民的心裏，鼓舞著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投入到爭取人權的歷史洪流中來。郭羅基先生在“報告”中用極爲陰暗的筆觸嘲諷魏京生，他說：“因爲魏京生的文章觸犯了鄧小平，所以“探索”成了“探雷”，“民主墻”成了“鬼打墻””。這與其說是一種批評，還不如說是對民主派的詛咒。
三、把真相告訴人民
郭羅基先生指責魏京生“激進主義”、“不講策略”、“有勇無謀”等等罪名的唯一根據是魏京生在民主墻上直接點穿了中共鄧小平政權的獨裁本性，郭先生認爲這是一個絕對不准涉足的禁區，理由是，如果觸及這個問題，就會招致當局的仇視和鎮壓，郭先生因此激烈主張民主派應該在中共當權派劃定的警戒綫內，也就是所謂合法的範圍內進行活動，與共産黨玩猫抓老鼠的游戲。
我的看法與郭先生正好相反。我認爲，敢不敢揭示中共體制的專制本質，能不能否定中共獨裁的合法性，這是區別民主派和黨內改良派的根本標志。黨內改良派藉口策略考慮來回避當代中國政治生活中的這個根本問題是完全徒勞的。爲什麽呢?因爲這是擺在現代所有中國政治力量面前的一個絕對無法逃避的問題，一如在陽光下人們無法逃避自己的影子一樣。
民主運動是人民爭取自身權利的運動，而共産黨專制的根本特徵就是剝奪人民的自由，因此，民主運動與共産黨的一党專制是完全對立的。郭羅基批評魏京生說：“魏京生不懂如何扮演民主反對派的角色”，指責“他的姿態基本是對抗，他的工作主要是譴責”。其實，這恰恰在反面證明了魏京生確實無愧是站穩了民主立場的堅定的自由戰士。郭羅基先生喋喋不休的教導我們，“要與共産黨以合作和寬容的態度去爭取民主才符合民主的本性”，這是對民主本性的最荒誕的歪曲。那麽民主的本性究竟是什麽呢?我們的回答是，民主的本性是反抗奴役和爭取自由。也許郭羅基先生又要攻擊我們是在宣揚“中國人的鬥爭哲學”了，我想毫不遲疑的回答郭先生，一點不錯。反抗暴政的根本方式就是象獨裁者做堅决的鬥爭，我們不但不以中華民族具有爲自由而鬥爭的傳統爲耻，而且，爲此引以自豪和光榮。
在暴政還象滿天烏雲一樣籠罩在我們民族頭頂的時候，當獨裁者的冒烟的槍口還對著我們兄弟姐妹的胸口的時候，當魏京生等一大批民主戰士還被共産黨以莫須有的罪名投入無底的黑牢的時候，郭羅基先生還在那裏一個勁的高唱與獨裁者合作、寬容的老調，我不得不懷疑這些朋友們口中的“民主”是不是象喬治.奧威爾書中“老大哥”口中的“民主”是同樣的貨色。
我們必須以非常清楚的語言回答郭羅基先生這樣的朋友，在民主的人權原則和公民的自由權利這樣最根本的人類正義上是沒有什麽策略和妥協可言的。在這個問題上，人類需要的不是機智，而是誠實；不是浮誇，而是樸素；不是自私，而是勇敢。民主的基本要求就是誠實、樸素和勇敢。所以，當人們問我，我們怎樣才能爭得民主時，我的回答就是一句話，把真相告訴人民。當越來越多的人民明白事情的真相之後，專制就無法維持下去。
如果你處在專制的壓迫下，那麽，作爲一個民主派的基本前提就是必須把獨裁者剝奪人民自由的事實明白無誤地告訴人民，如果你因爲害怕獨裁者的迫害而不敢這樣做，那麽，較好的選擇是保持你的沉默，因爲即使
出于安全的需要也沒有誰能强迫你來歪曲真相，這樣，你至少可以求得靈魂的清白和人格的完整。萬一你既不敢揭示真相，也不甘寂寞，那麽，你盡可以公開出賣自己的靈魂，投靠當權者去搏個一官半職，這樣，將來未嘗就沒有革新洗面重新做人的機會。在以上這幾種選擇之外，最不堪的選擇是那些既明白事實真相，也不敢揭示真實，但爲了掩飾自己的卑怯反而回頭大駡敢于戳穿真相者的愚蠢這樣的角色。不幸的是郭羅基先生扮演的正是這樣的角色。
四、一個不是寓言的寓言
郭羅基先生在他的多次演講中常常義憤填膺地表達對那些在海外駡共産黨的人的不屑與不齒，他說，“在海外駡共産黨一點危險也沒有，沒有什麽意義。”郭先生既然認爲做一件沒有危險的事是沒有意義的，那麽請問，他常常在海外批評那些駡共産黨的人更是一點風險也沒有，爲什麽你還是那樣樂此不疲呢?其實，在海外駡共産黨也幷非真的一點風險也沒有，因爲至少他們還得冒被郭羅基先生的同志們嚴加批判的風險。在海外駡共産黨至少表明駡者對共産黨專制的不滿和反抗，共産黨做了那麽多傷天害理的事情，難道連駡他幾句也不允許嗎?在國內駡，要冒殺頭坐牢的風險，嘍蟻尚且惜生，所以那些平頭百姓只好逃到國外才敢駡幾句共産黨，出一口惡氣其情可憫，其行可哀，却想不到又碰到溫文尓-雅的出來教訓他們道，“駡共産黨是不可以的”。可是，這些小老百姓一生受了共産黨官僚們數不盡的欺壓，却有不會象郭羅基教授那樣寫“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這樣轉彎抹角的大文章來發泄自己的不滿，即便能寫，也沒有路子和後臺可以捅到《人民日報》這樣的中央大報上去高談闊論。如今，郭先生又不准他們駡共産黨，看來只有坐在屋子裏生悶氣得分了。
郭先生的文章另外有一個特點就是，充滿了對那些企圖推翻共産黨的“激進分子”的敵視，郭先生在他的報告中有一個別出心裁的提法，這就是他反復號召人民既不能寄希望于共産黨恩賜民主，也不能寄希望于推翻共産黨的人恩賜民主，這裏郭先生似乎擺出一副十分公允的架式，對共産黨和推翻共産黨的人各打五十大板。這讓我想起了文革中的一個小插曲，我所在的學校的工宣隊在抄家時找到一個老教授保存的一張照片，那是毛澤東和蔣介石在重慶談判時的一幅合影，這位教授解放前在照片下題了“都不是好東西”六個字，爲此，他被工宣隊鬥得死去活來。今天，郭羅基把共産黨和想推翻共産黨的人也相提幷論，號召人民都不要相信他們，在郭羅基的筆下，共産黨和要推翻共産黨的人也“都不是好東西”，在這裏，産生了一個問題，說共産黨不是好東西，容易懂，但郭先生把要推翻共産黨的人也當作壞東西，不免令人費解，民主運動的目標之一不就是要推翻共産黨的專制暴政嗎?爲什麽推翻共産黨的人反而成了不可相信的壞東西呢?此其一。 再者，如果大家都聽了郭先生的話而都不去作推翻共産黨的壞東西，那麽共産黨這另一個壞東西不就永世長存了嗎?此其二。還有，郭先生的話明顯是要人民與要推翻共産黨的人劃清界綫，然而，那些要推翻共産黨的人本來不正是人民中的一部分嗎?爲什麽人民要推翻共産黨之時自己反而倒先變成了又一個壞東西了呢?此其三。最後，既然共産黨與要推翻共産黨的人都是壞東西，都應該加以反對，但是，反對共産黨這條路實際上是走不通的。因爲郭教授已經指出反對共産黨的人自己先已變成了壞東西，所以無路可走，于是，唯一可以走的路就是大家行動起來，先把共産黨之外的另外那個壞東西即要推翻共産黨的人反對掉再說，因爲根據郭教授的指示，只有反對那些要推翻共産黨的人才是唯一行得通的光明大道。
上面這段話似乎是一段寓言，然而我們如果沿著郭先生的思路仔細品味郭羅基先生這段奇談怪論，難道不正可以邏輯地得出這種結論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