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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世界日報》五月二十七日題爲“六四悲劇，利己英雄誤導群衆; 文革遺毒，道德價值蕩然無存”的專題報導以後，筆者有幾點不同意見提出與立論者商榷。該文根據一位外籍記者在廣場對柴玲的采訪中的一段對白，指控柴玲“讓別人流血而自己求生”。這一從道德角度出發對柴玲個人作出的人格否定，其性質是十分嚴重的。惟其嚴重，筆者在仔細檢閱全文後發現，如果僅僅根據這篇報導中的文字內容就對柴玲作出如此嚴重的指控是失之偏頗的。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在涉及到關鍵內容的短短數百字的對白中，就出現兩處表示講話有剪輯和删節的省略號。大多數不經意的讀者很容易忽略這種省略，但每個接觸過法律文書的成年人都清楚，在一個關係到當事人名譽和利害的陳述中，有時一個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的剪輯和省略都會從根本上改變講話人的原意和陳述的性質。所以，在沒有讀過這個采訪的實錄全文前，一個負責的人事實上對此無法作出正確的判斷，而記者在沒有經過查詢當事人的本意前，發表經過自己任意剪輯的記錄幷輕率作出主觀的道德判斷，甚至據此對當事人的人格進行極爲嚴重的指控，這種做法至少是不嚴肅的。例如，在報導中，當引述了柴玲講“只有在廣場流血時，人民才能真正覺醒”的話之後出現了一個省略號，(讀者當然完全不知道這裏删節了什麽內容，)緊接著就出現了這樣兩句關鍵的對白：

記者問：“你自己會繼續留在廣場上堅持嗎?”

柴玲答：“我想我不會的。”

記者問：“爲什麽呢?”

柴玲答：“因爲我與大家不一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 ......

按上述這種方式剪輯後的文字，大多數沒有時間和條件追根究底的讀者很自然就會得出柴玲的意思就是要叫別人留在廣場上死，而自己却要偷生的强烈印象。而實際上，記者以及丁學良先生等人在報導中對天安門運動的抨擊也是建立在這種强烈的印象上。但是這種讀了記者報導之後的印象幷不切合一九八九年五月底廣場上當時的實際情况，這裏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對上述對白中關于“在廣場上堅持”這六個字的含義的理解。按記者在這個報導中的解釋，似乎繼續“在廣場上堅持”就是選擇了死，而不繼續“留在廣場”就是選擇了生，甚至還意味著要讓別人去死而自己逃亡。其實在當時的環境下，這一解釋幷不成立。因爲對于柴玲這個上了黑名單的廣場總指揮來說，是不是留在廣場與是不是選擇了死之間已沒有必然的聯繫。因爲在戒嚴令下達，大軍已進城的情况下，誰出面接任廣場總指揮，誰就已經選擇了“死”，在這種生死相搏的嚴峻環境下，誰敢于挺身而出來領導和參與這場運動，誰就必須具有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氣，這恰恰就是今天那些高談“妥協”的理論家們不及廣場學生的要害所在。那麽柴玲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究竟有沒有暫離廣場的打算呢?對此柴玲曾不止一次地坦誠地作過公開的說明：在五月下旬，指揮部確實有過爲了防止中共“槍打出頭鳥”而作出動員廣場學生執行“星火燎原”方案，即分散到全國各地發動運動的計劃，但後來她考慮到作爲總指揮，責任重大，就返回崗位。要證明柴玲是不是有叫“別人去死”而自己逃亡的“卑鄙念頭”，最有力的證據就是事實。而事實是，柴玲在接受了采訪之後幷沒有如記者指控的那樣偷偷“溜掉”，私下“逃亡”，而是繼續領導廣場上的五千名學生堅持鬥爭到最後一刻。更有說服力的一點是，在廣場最後撤退的隊伍中，柴玲堅持走在最前面的第一排，事實上她爲自己選擇了最危險的位置，在槍林彈雨之間，共産黨的子彈沒有打中這位體形弱小的女總指揮，純屬僥幸，她居然活了下來。這就是現在很多事後諸葛亮們爭相發難指控她的原因。然而，柴玲還活著畢竟不是一種罪過。也許，我們可以要求一個未經任何政治風暴的女學生在經歷一場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腥風血雨時，不能有絲毫的膽怯和猶豫;也許，我們也可以要求她在應對記者的采訪時要體現一個職業外交家嫻熟的技巧和風度，也許我們甚至還可以要求她面對死亡時要表現出一個無私無畏的聖女貞德那樣的英雄形象，但是我想任何人都無權指責一個走在第一排最後撤離廣場的女學生是一個叫別人去死而自己逃亡的陰謀家。

二、究竟是誰失去了理性

如果這篇報導僅僅是旨在批評柴玲個人的行爲，那麽，事情還只是對一個學運領導人的評價是否公允的問題。然而，這篇文章雖然在篇首標示爲新聞報導，其實除了開頭一節涉及柴玲的對白這一點“事實”外，其十分之九的篇幅都是記者本人的議論和借引丁學良抨擊“八九民運”的論斷，這就不能不使這篇報導具有極强的政治性輿論導向的特點。例如，文章指責“廣場上激進的學生”“明知大禍將至時，仍堅决反對撤退，不斷使運動升級，促使了這場悲劇無法挽回。”當時廣場上的學生該進該退，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關鍵在于究竟是誰將這場悲劇引到無法挽回的結果，是所謂的“激進”的學生領導呢？還是揮起屠刀的中共當權派?當中共軍隊逼近時，廣場上學生通過表决，决定堅持留在廣場，堅持鬥爭。這在策略上是否適當，在今天當然是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但這與製造大屠殺的責任者究竟是誰是兩個性質根本不同的問題，難道學生留在廣場要求李鵬政府撤銷戒嚴令就應該被殺嗎?難道被殺一方還要承擔殺人者的罪責嗎?

上述報導中一再用極具權威性的語氣引證“畢業于哈佛的”丁學良先生的話：“認爲呆在廣場沒有意義的人就會自動離開，只有認爲呆下去值得的有用的有意義的人才會留下，所以廣場群衆的基礎就是，理性的人離開了，激進的人留下來。”這段話前一半是廢話，後一半却偷換了“理性”和“激進”兩個概念的內涵，必須加以辯証。丁學良把是否留在廣場作爲劃分是否理性的標準，去則譽爲理性，留則斥爲瘋狂。這是一個毫無客觀判斷價值的憑空臆測，對此，與丁學良同道的龔小夏講得更爲直截了當，她說：“天安門運動是一個泄憤運動，能將憤怒情緒煽動得有聲有色的人，絕不妥協。有一些瘋狂情緒的人，才能滿足大衆的心理需求。”按丁、龔兩位的推論，天安門運動根本是一群失去理性的瘋人搞出來的，因爲有理性的人都會自動離開廣場。顯然，在什麽是理性，什麽是非理性這個問題上，丁學良與文明人類的標準幷不一樣，當時通過電視屏幕，全世界維護正義的人民都滿懷同情、敬佩和義憤，聲援在廣場堅持爲自由而抗爭的英勇的中國青年，譴責中共劊子手的法西斯暴行。因爲在整個文明社會看來，那些留在廣場上向暴政抗爭的學生才代表了人類的良知，當時的中國，只有在天安門廣場上才真正體現了十一億人民公民權利的覺醒，放射出人類理性的燦爛光輝。人們還記得在聲援天安門學運的巨流中，曾見過丁學良和龔小夏兩位的身影，也聽到過他們發自良知的呼喊，遺憾的是，六年以後，丁、龔兩位却反過來用尖刻的語言來諷嘲廣場上的學生是失去理性的一群。在此，我們不禁想問丁、龔兩位，在你們放言斥責學生之前，爲什麽不先懺悔自己也曾“失去理性”和“瘋狂激進”呢?

三、當代中國的學生是社會整體利益的體現者

丁學良先生還由此而全盤否定二十世紀的學生運動。他斷言，二十世紀“所有的學生運動，不論是暴力的還是非暴力的，都是激進的。”他說：“學生是非常獨特的不具代表性的一個群體，在社會的各個階層，其他的人都是成年的，有自己實際利益，有自己的家庭，及許多世俗的考慮、負擔，而學生沒有這種負擔與考慮，也就是說他們可以把運動弄成非常意識形態化、理想化，所以容易走極端。”丁學良沒有提供他得出這種結論有多少社會學上的依據。事實上，丁學良所描繪的那種脫離社會實際的學生群體幷不存在，作爲構成社會整體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學生除了年齡較輕，知識結構較新等本身的若干特點以外，他們當然也具有其他的社會階層所具有的相似的共性，學生作爲沒有政治特權的社會經濟關係的具體承受者，不可避免的，他們當然也有他們的實際利益，他們當然也有許多世俗的家庭的考慮。其實，實際情形與丁學良所斷言的恰恰相反。由于中國當前落後而又獨特的社會結構，中國的大學生往往是凝聚家庭所有成員利益的集合點，因爲除了特權階層的少數權貴子弟以外，幾乎每個大學生都必須依賴全家庭的供養才能完成他的學業，而學生的學業與出路的好壞直接關係到整個家庭在社會上的地位和前途，因此，中國的學生對社會整體的政治經濟變化極其敏感，加上青年學生普遍具有的嚮往自由、追求真理的特點，中國的青年學生往往表現出比其他成年的社會群體更積極的對整體社會利益的關注和勇于維護社會正義的熱情。這就是爲什麽在中國歷史上每當關係到民族存亡和國家安危的轉折關頭，青年學生往往首先挺身而出、呼喊出時代的要求的重要原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青年學生毫無疑問是代表歷史前進方向的社會群體。在八九民運中，學生們切中時弊地提出了反對貪污官倒，維護人權法制的正當要求，這是完全符合大多數人民的希望和社會整體利益的，丁學良把學生運動中閃耀著理想主義火花和人文主義精神的民主訴求，一概排斥爲“意識形態化”和“走極端”，這是一種明顯帶著既得利益階層傾向的政治偏見。

很多學者已對八九民運中中國學生表現出來的溫和、平實、守紀律、有秩序的特點作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可以說這是二十世紀發生的一場最爲和平的理性的群衆運動，世界歷史上還從未有過如此文明的先例，甚至連中共當局根據自己的統計也不得不承認八九年春民運高潮時是北京社會治安最好的時期，這一事實對丁學良等人批評八九民運沒有理性是有力的反證，那麽爲什麽象丁學良這樣的一批人總是出來對平和得不能再平和的八九學運橫加指責，甚至還斥爲激進主義呢?說穿了，丁學良們所說的激進是指學生們在運動中表現出來的那種誓死捍衛真理和追求自由的勇敢精神。把勇敢誣指爲激進，這是近年來庸俗知識分子最時髦的玩意。但任何一個時代如果沒有勇敢者們首先行動起來推動社會的革新，歷史就不可能前進一步。

四、因怯于反抗而勇于打擊反抗者

現在在中國知識界流行一種頗爲奇特的自我麻醉式的恐懼自戀症。由于中共用極爲殘酷的血腥手段鎮壓了歷次的民主運動，在暴政高壓下，爲數衆多的知識分子患上了這種很難根治的恐懼自戀症，患這種病的知識分子一面陷于對暴政迫害的過度恐懼中，一面又羞于公開承認這種恐懼和自己怯于反抗的弱點，這種極度的心理不平衡必須要尋找一個即能維護表面的人格完整，又能掩蓋自己怯懦和軟弱的精神解脫，這就需要一種自欺欺人的理由來進行自我麻醉式的良心安慰。于是把一切敢于反抗暴政的思想和行爲一律斥爲激進和非理性就成了最方便的遁詞和最理想的擋箭牌了。在這批患了恐懼自戀狂症的朋友看來，在專制暴政面前，人民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逆來順受，或美其名曰“靜以待變”，只要大家循規蹈矩，作一個毫無非分之想的順民、良民，就能獲得“理性”和“克制”的美譽，萬一那些無緣進過哈佛深造也未讀過幾本經典著作的平頭百姓們不聽這些“知識精英”們的教誨，對中共專制稍有反抗之心，略存不恭之意，甚至不服政府的管制，“精英”們就會立刻祭出“激進”“極端”“瘋狂”等大帽子，劈頭蓋腦打將下來，于是無論柴玲他們在廣場上多麽强調“和平”、“理性”、“非暴力”，但只要你膽敢留在廣場抗命，“激進主義”的大帽子終歸是跑不了的。

如果我們一切都依這批自己不敢抗爭因而反對別人抗爭的恐懼自戀症患者的意旨行事，那麽當然也就不可能有什麽八九民運。共産黨的一黨專政無論再腐敗再暴虐也必定會穩如泰山似的“鞏固”下去，就向大家當年都唱慣了的歌：“人民江山坐得牢”，“幸福生活萬年長”了。

五、人類良知是無法扼殺的

丁學良先生對八九民運的另一嚴重指控是斥責文革後出生的整整一代青年“道德價值蕩然無存”，丁學良認爲，“參加八九學運這一代學生，是在中國傳統道德都被文化大革命掃得一乾二淨，毛澤東社會主義道德又完全破産後成長的，在這種道德空白的期間，恰恰又傳來了西方文化對中國的衝擊。”他說，“西方文化傳來的時候，最吸引這代人的是極端個人主義，極端利己主義，他們接受這些思潮時，沒有其他任何的界限。”我非常懷疑丁學良先生所謂的“掃得一乾二淨”和“完全破産”的可靠性，如果事情真的如丁學良所說，那麽八九年這場驚天地，泣鬼神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就根本不可能發生，因爲發動和參與這樣一場與中國歷史上最暴虐的政權生死相搏的頑强抗爭需要極强的精神力量和非凡的道德勇氣。我也從不相信，有五千年文明基礎的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會那麽脆弱，毛澤東發動的一場文革就能把它全部摧毀。我認爲，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是這個民族存續的精神基礎，他既不可能被一種外來的力量所一刀切斷，也不可能被內部的一時的某種變化所連根拔除。丁學良先生把八九民運中學生對中共暴政的抗爭歸咎爲激進主義甚至是道德的淪喪，這是對是非的顛倒。從我們看來，八九民運從本質上來說，恰恰證明了我們民族文明的復蘇和人性的覺醒，北京成百萬市民和學生萬衆一心阻擋軍車進城的英勇壯舉體現了全民族傳統道德的整體升華。

人類的文明史揭示了一個不容置辯的真理，那就是人類的良知是不可能被扼殺的，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摧毀人類的理性。良知和理性是永存的，它即沒有被中世紀的宗教黑暗所壓倒，也沒有被法西斯的凶焰所消磨，更不可能被共産暴政所毀滅。歷史證明，無論人類所處的環境惡劣到何種地步，絕大多數人民心中的善惡之界永遠是黑白分明的。我們之所以對祖國光明的前途始終充滿著信心，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此。

六、馬克思主義道德觀的復活

丁學良先生斷言，天安門學生從西方文化裏只接受了極端個人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這種說教，借用丁先生自己批評學生的話來說，確實使人有重溫“黨的教導”的感覺，斷定極端個人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是西方文化的特點，這是共産黨教條的重要內容。儘管丁學良以哈佛弟子的身分老調重談，我們還是不能苟同這種地域道德論的偏見，在我看來，極端個人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是人性弱點的一種普遍現象，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無論在何種文化背景下，總會存在一些以個人利益爲中心來考慮和處理一切事物的人，但這與人的居住地是在東方還是西方毫無關係。衆所周知，現代西方文明的主流是：自由，人權，民主與法制。丁學良斷言青年學生接受西方文明首先不是接受這些正面的文明人類的基本準則，而必定是墮入所謂極端利己主義的和極端個人主義的罪惡深淵，這種悲觀論調明顯打著馬克思主義政治教條的印記。

更有甚者，丁學良還把這種共産黨人的道德觀具體的運用到現實社會的政治分析中來，他認爲由于文革後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學生的“道德蕩然無存”，所以只能“有個政府管著他們”，但是當“他們搞運動把政府弄得下不了臺的時候，就根本沒有人來管他們了”。在丁先生筆下，參加八九民運的這一代青年學生就象那些非得靠凶悍的牧羊犬軀趕才能乖乖遵守秩序的羊群，當這群平素馴服溫順的羔羊由于失去了“道德”的束縛而突然桀驁不馴起來，甚至公然起來要求自己的權利時，丁先生就怒形于色的爲“政府的下不了臺”而大發不平之鳴了。丁先生的親政府姿態在這裏表達得何其鮮明，他認爲在中共一黨專制之下，管學生是政府的天職，而學生沒有人能管是天大的不幸。這裏丁先生似乎忘記了民主政治的一條基本的原則，這就是：只有經過人民認可和授權的政府才具有合法服務社會的權力，而中共一黨專制的要害就在于它從來沒有經過人民的認可和授權，所以，認同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就是認同中國共産黨依仗暴力剝奪人民的自由。丁學良鼓吹所謂中共政權管理學生的必要性實質上迎合了中共暴政的政治需要。

七、早期共産黨的道德未必完美

丁學良爲了貶低天安門學生運動，把學生領袖與共産黨的品質作了類比，他認爲“學生領袖與共産黨一樣的地方是拒絕妥協，用極端的態度來處理一切問題”，“而不一樣的地方是，早期的共産黨還有一種理想，勇于犧牲自己，保護他人”。丁學良說共産黨拒絕妥協，用極端的態度處理一切問題，這是對歷史的歪曲，事實上，共産黨最善于妥協，也絕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極端的態度來處理一切問題的。可以說，沒有妥協，也就沒有過去和今天的共産黨，從列寧的布列斯特和約到毛澤東和國民黨的兩次合作都是共産黨最善于妥協的證明，至于丁學良爲了貶斥天安門學生而斷言早期共産黨還有一種理想，勇于犧牲自己，保護他人，那更是一種無視歷史事實的刻意溢美了。早期共産黨中確實有少數爲了共産主義而不怕犧牲自己的勇敢分子，這是任何一個革命團體共有的歷史現象，但同時也充塞著大規模的背叛、出賣、陷害和自相殘殺，共産黨黨內鬥爭的恐怖和凶險，也許只有意大利黑手黨和希特勒的蓋世太保可以與之媲美，種種駭人聽聞的實例舉不勝舉，而從這種鬥爭的奸狡和殘忍程度而言，古今中外所有政治團體都無出共産黨之右。丁學良一厢情願的企圖用共産黨人的崇高與偉大來反襯天安門學生的卑微與渺小，用心不可謂不苦，但因爲其不符合基本的歷史事實，所以也只能起適得其反的效果。

以上就是我之所以不同意上述關于指控柴玲報導的理由。